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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青年的知识背景及思想行为特质》陆亚平

2017-03-15  来自: 四川旭源养老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浏览次数:152

知识青年知识背景及思想行为特质》陆亚平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化特质,他决定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知识结构,进而决定其思想行为特征。本文的知识青年定义为出生于1945年至1955年间有上山下乡经历的那代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为文革前入学的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和文革期间入学的前三届中学毕业生(即小三届)。为行文方便,我把他们称之为知青一代。本文试从那代人的知识结构分析其思想行为特征。

知青成长期为大时代之一环,论述须从远处说起。

一、近现代中国18401949)之教育背景

该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晚清与民国,即传统文化衰败期与新文化转型期。前者,读书人走的主要还是科举道路。那时的教育没有法定的统一教材,约定俗成将《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作为启蒙教材,再进一步学习四书五经,把知识、技能和人文教育有机的融为一体。这一时期西学渐入,《四洲志》、《天演论》、《原富》等先后翻译出版。留学欧美日或行学香港的学子如严复、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接触并带回先进的新思想,对民国时期的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总体而言那个时期的主流知识界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庚子之乱,导致科举制度的终结;辛亥革命,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瓦解。列强的虎视与蚕食,令生存危机在知识界弥漫并深入,他们开始反思传统文化,高举起民主、科学的大旗,发出砸烂孔家店的呐喊,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封建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其糟粕已霉变成癌,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要竭力铲除这颗毒瘤。但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也伤及好的文化细胞与基因,这就是所谓的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中国文化自身的伤痕与裂隙。欧洲的近代化缘起于文艺复兴,而中国的近代化却缘起于外来强势文化的入侵。正因如此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将更剧烈更持久。

民国时期的知识界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相对活跃的时期。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既接受外来新思想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在鲁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陈寅恪、梁溯溟、冯友兰身上,甚至在从事应用科学的梁思成、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身上都体现了这一点。既开始脱离传统,又深受其影响,这就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背景。

二、知青一代的知识背景

这代人接受正规教育的时期主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其后又受文革洗礼)。这个时期的中国在消除文盲、改革文字、移风易俗、普及教育、提高科技等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教育领域进行了大胆的革命性探索。毛泽东的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虽然发表于1968721日,却是他建国后一贯主张的办学理念,该理念并不只针对大学也影响整个教育界。从中我们可以读出三点:重理轻文、政治挂帅、重实践轻理论。这也正是知青一代所受教育的大背景。以下分别予以解析。

教育理念重理轻文,语言学科重外语轻中文,固然是由于国家建设急需大批应用科学、工程技术和外语翻译方面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建国后频繁的政治运动更加导致知识界和青年学生重理轻文,于是就有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这种实用主义倾向,造成知青一代人文教育的弱化。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人文学科泛政治化,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等学科标签化(老子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孔子是地主阶级代言人等等)。实行于传统社会,并延续至民国的修身教育,被以革命传统和理想教育为主的德育所逐渐替代。马克思主义宣传碎片化、简单化甚至庸俗化,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被搞得越来越狭隘封闭。他们只知外国有马恩列斯,却不知还有亚当·斯密、洛克、孟德斯鸠、尼采和叔本华;只知中国有孙中山、鲁迅、毛泽东、郭沫若,却不知还有王国维、辜铭鸿、陈寅格、傅斯年,造成知青一代人文素质的偏颇。另外,文学艺术被政治化,党内斗争波及文学艺术。建国后,一大批小说电影被打成大毒草,其中相当部分为党内斗争所累及,如因高岗而累及小说《刘志丹》,因彭德怀而累及《怒潮》、《保卫延安》和《海瑞罢官》,因刘少奇而累及《燎原》。在文艺界批判所谓中间人物论小人物论人性论,鼓吹三突出”“高大全等,也造成知青一代人文精神的扭曲

上述倾向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马克思主义学说洋洋数十卷,却被归结为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领袖语录被说成一句顶一万句。建国前夕顶着国民党学人抢救计划的压力留下来对新中国满怀憧憬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却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文革以狠批封资修为名,欲斩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却搅起腐臭的封建沉渣:血统论和愚忠。四人帮之流更是挥舞消灭四个一切的全面专政的大棒,把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统统打翻在地。复课闹革命后中小学教育出现以领袖著作替代政治、语文、历史和外语教材,以工业基础课农业基础课替代物理化学,以军训替代体育课,以语录歌替代音乐课。政治挂帅、重实践轻理论的办学理念被推向极端。

上世纪5080年代,整个世界形势为冷战格局,对立双方互相攻讦。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也不例外,其媒体先是妖魔化腐朽的资本主义,中苏交恶后又妖魔化虚伪的修正主义。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封闭又狭隘。这种社会大背景,造成知青一代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

上述教育理念与社会氛围影响的不仅仅是知青一代,还影响到整个50后与60后早期的那一代。

三、知青一代思想行为特征与嬗变

知青一代,经多年的革命传统与革命理想教育,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参加学工、学农、军训和大串联,皮实接地气、动手能力和适应能力强。他们从前辈身上继承了政治文化基因,成为革命的向日葵。

1966年文革爆发,革命小将首当其冲。我以前总是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生20年,早生20年就可以参加革命了。现在好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参加了革命,我就什么遗憾也没有了,这场革命真伟大!与当年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一样惊心动魄,一样你死我活。红鸥的这段话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表白,更代表一大批同龄人的心声。19683月,上海中串会的《红卫战报》刊登文章《一切为了九大》,轰动上海滩。该文为交大附中几个二十出头的66届高中生原创。文章洋洋洒洒八九千字,革命激情澎湃,理论水平一点也不亚于7年后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篇文章的主题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都认为中国最大的现实危险是党内走资派,都认为意识形态和部分上层建筑领域为资产阶级所把持,都把小生产当作最潜在的危险,其理论根据思想方法如出一辙,连口气行文也极其相似。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夺回政权,后者强调全面专政;前者身份是青年学生,后者为党内高官。因为是青年学生,也因为强调了夺权甚至要砸烂国家机器,所以《一切为了九大》发表不久,就被打成大毒草。而《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发表后却组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讨论。《一切为了九大》的作者虽然只是几个学生,却代表了造反派红卫兵的基本观点。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干的。文章发表之后,作者之一还到河南兰考考察,声称如果中苏开战,将在中原腹地建立反修根据地。1968年首批下乡黑龙江兵团的部分老三届知青,把运动也带到了那里。我下乡的头一年开春,一帮女知青把村妇们从地里捡来的麦穗当资本主义尾巴割。红卫兵和知青的政治荷尔蒙如此亢进,不得不归咎于那个时代的极左倾向,归咎于对马克思主义片面的实用主义的曲解。时至今日,老知青虽已分化,但在不少人身上政治荷尔蒙仍比常人要多,对政治的热衷依旧乐此不疲。

在把革命奉为最高原则的激情年代,知青们扑山火、战洪水、斗风雪,抢险救灾冲在前,对革命的崇拜到了轻视生命的程度。多少铁姑娘落下终身不愈的妇科病。文革对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片面理解,把那时的社会变成红色丛林。在革命的名义下,人们无视法制和秩序。1973年,全国高校招生实行文化考核与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相结合,大部分下乡知青都拍手叫好,积极投入复习迎考。然而就是这一年,张铁生却在答了3小题的理化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 “……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83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此信并加编者按,张铁生被四人帮竖为反潮流英雄。四人帮不但毁掉了一个年轻人的前程,更是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高校入学制度可以用革命原则随意否定。既然进步知青可以用革命原则改变自己的命运落后知青也有自己的处世原则:或偷鸡摸狗、逃票蹭车;或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用拳头欺凌弱小甚至挑战进步知青的权威。文革致使法制松弛,雪藏人类心灵深处的丛林法则必然以革命的名义肆虐。在丛林原则下,有少数地方干部对知青吊打、强奸,也有知青强龙力压地头蛇。有知青之间为争夺有限的征兵、招工和读书名额勾心斗角,也有极少数知青为离开农村而卖身求荣卖友求荣。有惹不起躲得起自寻门路的,也有埋头读书等待时机。文革后期,下乡知青中开后门之风盛行,其实这就是默认了文革的失败。当然,知青的革命精神并非只是标语口号,有时也会以艺术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发表于1974年的《理想之歌》,如知青画家当年创作的美术作品。

经过文革和上山下乡的历练,部分善于思考的知青逐渐觉醒。197411月,广州街头出现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作者之一陈一阳为插队知青),轰动羊城,手抄本迅速流传全国。该文的语境为文革式,但思维却是冷峻的,宣传了政治文明ABC,令广大知青耳目一新(其知识缺陷可见一斑)。在当时扭曲的社会政治氛围下该大字报被打成大毒草,作者挨批斗。其后一批新生代知青诗人崛起。这批觉醒者虽然人数不多,却开始逐渐成为知青群体的思想晶核

建国后,党内上层诡谲无常的政治风云,让人无法也不敢独立思考。人们不读经典原著,只看辅导材料如何解释;不读报纸,只听小道消息如何说道;也不研究现实,只听上级如何指示。久而久之便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长期的革命熏陶使知青们的思想方法格式化,表达方式八股化。极少数能独立思考,有自己思想的人,不管左倾还是右倾,几乎都逃不脱上述窠臼。由于缺乏独立思考,也由于思想单纯,更由于年少气盛,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到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朱克家张铁生,都被党内政治派别利用,成为他们的工具,坐上人生的过山车。连在683月就自愿到山西榆次杜家山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蔡立坚,在文革后也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新中国成立已经65年,文革结束也近40载,老知青大都迈入花甲,我们是否应该认真反思:派别之上有没有党性,政治之上有没有道德,革命之上有没有人道,领袖之上有没有真理?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其本意是让其接受革命化的再教育但真正让知青受益的不是农民的革命性,而是其落后性在城里抬不起头的黑五类子女,到了农村不再受歧视。在城里灰溜溜的走资派子女,到了农村朴实的农民仍把他们的父辈视作老革命。他们反感革命小将的政治热情。在朴实的老农民眼里,一个知青的好坏不是看他的出身和口号,而是肯不肯吃苦,能不能干活,有没有墨水;政策的好坏也不是革命的调门唱得有多高,而是能不能让他们吃饱饭。在他们眼里地主并非都是十恶不赦,公社也并非花好稻好。他们远离政治漩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意识淡漠,正是礼失求诸野之所在。那时的农民文化虽低,但在他们身上却还有着我们知青所缺乏的人文素质与人文精神。明白了这些也就能明白上述欲反思的四个疑问。农民教会知青如何生活,如何劳动,如何做人,更赋予我们坚忍不拔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让我们经受住了下乡生活种种艰难困苦,也经受住了改革开放中的挑战和磨难。如果说上山下乡运动有功绩的话,那就是把广大知青从革命的政治人 “再教育成现实的世俗人。而正是这回归的世俗人亲手结束了乌托邦的上山下乡运动。

 

知青一代为特殊时代所塑造,他们缺失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民族应有的人文教育,对世界先进文化又知之甚少,在应该读书的年龄,却背负起沉重的革命十字架。从他们身上折射出一个沉重的时代思考:在历史转折期,变革步步深入,建设日新月异。但在革命和经济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是否应该修复因社会革命和经济建设而遭伤及的传统文化,重建中华民族应有的人文教育,重塑其人文精神。

 

陆亚平,男,上海六九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至1979年先后插队黑龙江呼玛和江苏无锡。1984年本科毕业,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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